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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清晨来到树下读书”
    来源: 发布时间:2016-12-25 11:04:15 发布人:
    本文摘自于《书屋》2016012期





    藏书票之所以可爱,除了在方寸之间拥有深厚的人文积淀之外,它形象地记录和表现了读书人的习惯与爱好。这些薄薄的旧纸片,对于不感兴趣的人而言,就是一堆垃圾。可对于那些臭味相投的人而言,那真是掘之不尽的宝藏。在把玩藏书票时,经常会看到树下读书的图案。我个人在学生时代,晴天的清晨特别喜欢跑到树荫下读书,当和煦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被阵阵微风搅动成一地碎金时,心情总是特别愉悦,记忆力也往往有超常发挥。记得当年有一首歌曲风靡一时,那就是谷建芬作曲、高枫作词的《校园的早晨》,歌曲唱道:“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/清晨来到树下读书/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/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/亲爱的伙伴亲爱的小树/和我共享阳光雨露/让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/直到长成参天大树……”

    在我收藏的藏书票中,有十几张都以树下读书为主体图案,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其中两张:一张贴在一本1931年由纽约的Modern Library出版的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(《亨利·亚当斯的教育》)上,票主为Geogina G.Kerr和Reg.N.,为共用藏书票,设计者在底部缎带右侧的隐蔽处留下了花押PR.。主体图案为一个靠着大树的男子正在专注地读书,背景图案为附近的建筑和远处的山峦。另一张贴在一本1961年由美国伊利诺伊州的RICHARD D.IRWIN,INC.出版的Cases in Industrial Management(《工业管理实例》)上,票主为H.Russs Zimmerman。在图案中,一个男子放松地坐在地上,靠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,他光着脚丫,正在心无旁骛地读书。

    在树下读书,是从古至今许多读书人的共同爱好,既可以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,又可以体会阅读的快意,何乐而不为呢?“阅世长松下,读书秋树根。”清代诗人郑鉽《题陈南麓都谏匡山读书图》有这样的诗句:“松下轩窗坐,岩间卷帙开。”坐在窗外的松树下,在石头上打开书卷认真阅读,这真有天人合一的意味。明朝的画家吴伟有一幅绢本、设色的《树下读书图》,画面表现的是传统的隐逸与耕读题材,一位中年士人耕牧之余在树下休息,展卷读书,自得其乐。两度出入宫廷的吴伟,通过表现远离官场的闲适生活,曲折地表达了对当时腐败的政治和艰险的仕途的不满。

    我颇为喜欢的作家孙犁有一篇《野味读书》,其中有言:“解放战争时期,我在河间工作,每逢集日,在大街的尽头,有一片小树林,卖旧纸的小贩,把推着的独轮车停靠在一棵大柳树上,坐在地上吸烟。纸堆里有些破旧书。有一次,我买到两本《孽海花》,是原版书,只花很少钱。也坐在树下读起来,直到现在,还感到其味无穷。”这段文字让我联想到在山东大学执教的岁月,校园里有一片著名的小树林,里面摆着一些石凳和石桌,当时教授都没有独立的办公室,我经常坐在石凳上,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,不止一次和学生争到面红耳赤。尽管雨天时挨过淋,冷天时受过冻,也曾中过“天屎”的“头彩”,但今日回想起来,却依然觉得美好。

    在树下读书,并非只有日常的诗意,同样可以体验荡气回肠的激情。海明威在散文《非洲的青山》第二部《记忆中的追猎》中写道:“闷热的天气中,我躺在凉风阵阵的树荫下读着书,不用为写作而费神,想到我们四点钟时就要进行新一轮的猎杀,心里就十分高兴。”遗憾的是,像海明威这样在战场边缘和非洲的深山老林里读书的境界,于我而言难以企及,只能是内心里一种遥远的向往。

    在藏书票的方寸世界里,除了与书有关的方方面面,也关注凡间乃至神话里的爱恨歌哭。在我收藏的藏书票中,有一张的主题为皮拉姆斯和提斯柏(Pyramus and Thisbe)。书票的作者为保加利亚年轻的藏书票大师Hristo Kerin,他生于1966年,获得过2004年阿根廷国际藏书票竞赛特奖、意大利Bodio Lomnago国际藏书票竞赛特奖等众多奖项。这张书票为铜版蚀刻作品,还使用了版画中的飞尘技法,作品印制在压制有作者特殊印记的纸上,有作者亲笔签名,为编号限量版(71/75),画芯尺寸为12x9cm。

    希腊神话中收入了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故事,但其最初源头是一则古巴比伦的神话传说。皮拉姆斯是古巴比伦最英俊的美男子,提斯柏是最美艳的少女,他们是邻居。不幸的是,由于两家家长不断发生冲突,因而禁止这两位心心相印的恋人相见。在万般无奈之中,他们只能紧靠着隔墙,通过倾听恋人的声音来排遣相思之苦。爱神阿佛洛狄忒被他们的深情所打动,于是暗中相助,使得两家之间的隔墙裂开了一条小缝。这对恋人借助小小的缝隙,可以低声细语,相互倾诉。到了夜晚降临,他们就只好把深情一吻,留在冰冷的墙壁上。后来,两人约定到城外林子里一株白色的桑树下见面,这儿临近亚述王尼诺的陵墓。先到约会地点的提斯柏没有看到皮拉姆斯,在寻找皮拉姆斯的过程中,惊动了草丛中的一头巨狮。当被惊扰的狮子张着血盆大口扑过来时,提斯柏只好丢掉面纱,在惊慌失措中逃走。当皮拉姆斯赶到时,没有看到恋人的身影,只见地上到处都是狮子的脚印,还有一条被撕碎的纱巾,纱巾上沾满了狮子捕食的猎物残留下来的血迹。皮拉姆斯误以为提斯柏已经葬身狮腹,悲痛欲绝,便拔出防身的匕首,在桑树下自杀而亡。当提斯柏再次回到约会地点时,看到爱人已死,不愿独活,也自杀殉情。他们的鲜血流到了白桑树下,白色的桑葚也随之变成了紫红色。后来在西方的多种语言中,将Pyramus和Thisbe都用作“为爱而死的人、殉情者”的同义词。

    在Hristo Kerin制作的藏书票中,作者选取了提斯柏决定追随皮拉姆斯的瞬间,她紧靠着已经气绝的恋人,表情坚定而绝望,目光空洞,将手中的匕首指向自己的身体;背景中有月光里的桑树叶子,还有狮子的图案。经过飞尘技法的处理,整幅画面层次鲜明,黑、白、灰的过渡自然,充满了视觉冲击力。

    在世界文学传统中,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传说激活了众多文学大师的想象力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其代表作《变形记》中完整地记述了这个故事。莎士比亚的《仲夏夜之梦》中有一场戏中戏,上演的正是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殉情故事。1562年,阿瑟·布鲁克发表《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悲剧故事》;1594年,莎士比亚创作了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原型,也可追溯到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传说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塔索也据此创作了著名诗篇《阿敏塔》(Aminta),但丁的《神曲》也多处提到这个传说,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传说在欧洲叙事文学中影响深远。在某种意义上,这个传说如同一把钥匙,开启了一扇扇门扉,吸引了一批批作家和艺术家,编织形形色色的“殉情的罗曼史”。

    我自小是一个书痴,读小学时父亲给我的为数不多的零花钱,我都自作主张用来买书。读初中时开始寄宿,家里面给我的伙食费,有不少也被我从牙缝里抠出来,还是用来买书。上大学以后,更是变本加厉,买书的数量在同班同学中遥遥领先。我本科主修经济学,却不务正业,对文学情有独钟。那时买的全是新书,因为对旧书毫无兴趣,一是觉得旧书太丑太脏,蓬头垢面,龇牙咧嘴,气味难闻;二是喜欢追逐时兴的信息,对过时的学问不感兴趣。在杭州街头一些古旧书店和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,偶尔也会翻阅一些旧书,渐渐留意到藏书票这种东西。记得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些旧书上,透过标注借还日期的白纸条,能够影影绰绰地看到底下的藏书票。当时觉得好奇,有几回忍不住撕开那白纸条,但看到的藏书票已经面目全非,只是隐隐看到“之江文理学院”的字样。去过几回杭州古旧书店,记得在书的封二上看到过很多民国时期的藏书票,每本书的标价一般是几毛钱,最贵的也不会超过五元。遗憾的是,我当时对藏书票的态度仅仅是看看而已。当然,荷包空虚还是个大问题,那时学校食堂的一份大排加青菜只要四毛五分钱。

    博士毕业以后,到山东大学执教,闲暇喜欢逛书店。在中山公园的旧书市场和英雄山文化市场,陆陆续续淘到一些有趣的旧书,其中有一些老文化人的藏书和一些带着民国藏书票的馆藏书。随后几年,趁着去北京开会的间隙,在琉璃厂旧书市场买过一些旧书,有一小部分民国图书和外文旧书也黏贴着藏书票。总体而言,北京旧书店的老板大都比较懂行,带藏书票的旧书都卖得很贵,难得有捡漏的机会。

    2009年秋天,我到哈佛大学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。在哈佛各式各样的图书馆里,我看到的每本书几乎都有藏书票。这一段时间,我真正开始对藏书票产生浓厚兴趣。大致而言,哈佛大学的藏书票有三种功能:一是标明藏书的场馆。始建于1638年的哈佛大学图书馆有九十多个分馆,每个分馆都有专用的系列藏书票。二是标明图书或购书基金的捐赠者的姓名。哈佛大学的办学基金大都来自捐赠,校友的捐赠更是其中的基石,大量的图书也依靠实物形式或基金形式的捐助。通过藏书票的形式,哈佛大学图书馆在延续一种感恩的传统。凡是来自校友的捐赠,藏书票上都会注明校友的年级。三是纪念为哈佛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教授,最为常见的是纪念在1869年至1909年之间担任校长的查尔斯·威廉·艾略特的藏书票。虽然是一张张薄纸,但这些藏书票让哈佛读者明白了每本书的来源,而且在方寸之间涵育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。

    哈佛图书馆员工做事的细致,真是让人感动。譬如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词学大师龙榆生(名沐勋)捐赠的《朱疆村先生手书词稿》,书内除了贴有燕京图书馆的通用藏书票外,还贴了两张纸条。一张白纸上标着:“FROM PROF.M.S.LUNG”;另一张裁剪成梯形的牛皮纸上写得更详细,除了用英文手写捐赠者的姓名、身份(中国上海暨南大学教授)、捐赠时间(1935年3月2日)外,还专门用中文手写“龍沐勋教授”。更让我吃惊的是一本《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》的书,这是一本作者赠书。由于我是客家人,而且一直关注客家研究,才会从书库里调出这本书。从借阅记录来看,我是第一个借阅者。作者舒龙是一个客家文史研究者,我在赣州参加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时见过他。令人意外的是,燕京图书馆居然专门为这本书制作了一张藏书票,略微有点倾斜地贴在封二,上面打印着“Gift of Shu Long”(舒龙的礼物)。在中国的旧书市场看多了被弃若敝屣的作者赠书后,哈佛图书馆对作者赠书的珍惜,真是让我肃然起敬。

    在哈佛访学的那段时间,除了扫描或拍摄哈佛一些有特色的藏书票外,我开始留意美国旧书店里的图书,居然淘到了几十种带着藏书票的旧书。版画藏书票起源于德国,目前可考的最早的“刺猬衔花”藏书票,其制作年代约为1450年。早期的藏书票主要在皇家、贵族、教会圈子里流通。从十九世纪开始,律师、医生、建筑师等高收入阶层加入藏书票收藏者的行列。到了十九世纪后期,随着普通人群涉足藏书票收藏领域,藏书票才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极高文化内涵的流行艺术。而藏书票传入中国,已经是二十世纪初期,鲁迅倡导的版画运动助推了藏书票的发展。

    说实话,我个人对于纯粹为了收藏的藏书票并不是太感兴趣,我感兴趣的是贴在旧书上的藏书票,尤其是民国大学的藏书票和读书人专用的藏书票。当然,作为一种微型版画的藏书票,自身就有独特的艺术价值。尤其是藏书票中的一些经典之作,其美感和文化价值都有超越时空的魅力。就我个人趣味而言,如果说藏书票有画龙点睛的妙处,那么,离开了整条飞舞的苍龙,孤零零的眼珠也就失去了灵透的光芒。那些贴在旧书上的藏书票,犹如黑夜里的一束束灯光,陪伴着我们回到岁月深处;犹如一座座路标,引领我们去追寻一所大学、一个知识分子、一本书所走过的独特旅程;犹如尘垢里的珍珠,散发出一种无法为时光所掩埋的光芒。